清代盐商荣膺官衔者，遍及江南。乾隆帝时多次南巡，扬州是主要落脚地，众商筹款集资，颇称上意。乾隆二十二年上谕：“联翠华南巡，……两淮商众，皆未登仕版之人，其承办差务，踊跃急公，宣沛特恩，以示奖励。伊等本身原有职衔，如已至三品者，俱著赏其奉宸苑卿衔。其未至三品者，俱各加顶带一级。”[⑧]有的盐商甚至直接上交天子，得到乾隆帝的隆遇。如歙商郑鉴元，在扬州“总司鹾事十余年，诰授通议大夫候选道。乾隆五十五年入京祝万寿，加一级，召预千叟宴，赐御制诗及粟帛，又以输军饷一万两以上，议叙加五级，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刑部山东员外郎。”[⑨]一个盐商能受此殊荣，真可谓恩渥有加。

清代，徽州确实还涌现出一批科举出身的达官显宦，他们多数是徽商的子弟。状元仅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而已。这些人乡土、宗族观念很强，“凡有关乡闾桑梓者，无不图谋筹划，务获万全”[⑩]。这无疑给众多的徽商平添了一道有力的*屏障。

第二，非贾即儒，士商相兼。

徽州地区不仅商人势力强盛，同时还有重视儒学文化的传统。汪道昆说：“大江以南，新都〔徽州的别称〕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11]“践更”本是指古代服徭役时，受钱代人股役。这里比喻徽州的风俗，儒要之间联系密切，形成一种非你即我、非我即你的局面。

这种风尚的形成，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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