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有:进士296人,其中状元5人、榜眼2人、探花8人、传胪5人、会元3人、解元13人。曾任内阁大学士者4人、尚书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察御史7人、内阁学士15人[16]。由此我们可知,有清一代安徽出本籍状元9人、寄籍状元15人,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了。
其次,在商业活动中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有助于提高商人的威信,推动商业经营。
士而兼商或商而兼士的人,是带着浓厚的儒家气息混迹商界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使他们得益不浅。譬如,诚实不欺、公平守信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许多徽商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伦理观念与经营原则。如大盐商吴时英手下的一个“掌计”,借用他的名义向别人借了一万六千缗钱,后来还不了债。事发后,有人对吴说:“彼债彼还,尔公何与焉!”吴却答道:“诸长者挈累万而贷不知,何者?人信吾名也。吾党因而为僭,而吾以僭乘之,其曲在我。是曰倍德,倍德不祥。”后来,他还是亲自还了这笔债务[17]。不仅大商人如此,一般商人的帮手,也十分注意洁身自好。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便十分称赞徽商的伙计:“其人铢两不私,故能以身得幸于大贾而无遗。”[18]在商业贸易中,也是如此,公平守信给他们带来不少好处。
由于儒家思想的薰陶,徽商普遍鄙夷腰缠万贯而又唯利是图的人。他们尊奉“利以义制”的信条。汪道昆曾记述这样一个徽商的事迹:“癸卯谷贱伤农,诸贾人持谷价不予,长公独与平价囷积之。明年饥,谷踊贵,长公出谷市诸下户,价如往年平。境内德长公,诵义至今不绝。”[19]这样,也使商人广揽了声誉,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第三,学风称盛于世,许多商贾士人以弘扬儒家文化为最大的志趣。
由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徽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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