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时代，传统的“四民之业，惟士为尊”的观念，一直是根深缔固的。在士、农、工、商中，商居四民之末。商人欲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重要的途径就是加入士人的行列，读书登第，弋取功名，甚至成为达官显宦。汪道昆有一段话，说得相当透彻，他说：“新都三贾一儒，要之文献国也。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驰儒而张贾。既而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驰贾而张儒。一张一驰，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转毂相巡，岂其单厚然乎哉！”[12]这段话，绘出了当时商人们的心态与追求。

徽州商人采取了许多措施，资助和奖掖自己的子弟读书业儒。徽属各邑除府、县学及社学外，书院林立。仅歙县一地，“书院凡数十，以紫阳为大”[13]。其资金多来自徽商。如大盐商鲍志道便曾捐三千金修建紫阳书院、八千金修建山间书院。又按旧制，应试士子只能在本乡报考，不得冒籍。从明代起，徽商便不断努力，终于争取到了在侨寓地区应试的权力，即所谓“商籍”制度。据史载：“吴宪自新安来钱塘，初试额未有商籍，业鹾之家艰于原籍应试。宪因与同邑汪文演，力请台使（巡盐御史）设立商籍，上疏报可。至今岁科如民籍例，科第不绝。“[14]清同治年间，歙商还捐出12300缗巨资，在南京创建歙县试馆，作为士子参加乡试住留之所[15]。

在徽商的鼎力襄赞下，徽州科举及第之人甚众。当时流传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的佳话。三殿撰是指：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状元黄轩，休宁人；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科状元金榜，歙县人；乾隆四十年乙未科状元吴锡龄，休宁人。他们三人，是连科高中一甲一名进士。四翰林指同治十年辛未科的梁耀枢、郑成章、黄崇惺、汪运纶，他们同科获进士及第，几个人的住家，分布在一条风光秀丽的溪水之滨，相距仅十数里而已。再以歙县一地而论，据北京歙县会馆观光堂“题名榜”载，歙县本籍与寄籍之“官京朝、取科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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