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到乾嘉时代达到鼎盛阶段，呈现“家家贾马，人人许郑，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的盛况。在乾嘉学派中，又先后形成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及以王念孙、焦循为代表的扬州学派。乾嘉考据学派，遵循“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方法，从识字、审音开始，发展了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以及校勘、辨伪、版本、目录等方面的知识和手段，形成了一整套精深严密，朴实无华的考据方法。取得了重大学术成就，在我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直到近、现代许多著名学者都受有乾嘉学风的熏陶和影响。但也必须看到乾嘉学派有严重的缺陷和弊端，他们研究问题的范围和内容比较狭窄，脱离实际；研究考证问题的方法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具有片面性；对于具体的微观问题可取得很高的成就，但对宏观问题的研究则缺乏建树。难怪著名清史专家戴逸教授指出：乾嘉考据学者“在专业方面是巨人，在思想领域是个侏儒。”这一评价可谓形象而精当。
18世纪，在清朝统治者利用程朱理学禁锢人们的思想，文网森严的情况下，乾嘉考据学终于在学术界居于支配地位，致使当时的思想界和文学艺术领域，远不如17世纪那样波澜壮阔，绚丽多彩，显得格外枯燥和沉寂。但却也产生了戴震、曹雪芹这样光辉的人物，他们一个是思想家、学者，一个是文学巨匠，如双星并峙，放射出灿烂的光芒。戴震既是考据学大师，又是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尖锐批判了理学家宣扬的“理在气先”唯心主义命题，深刻地解决了理欲关系，肯定了人欲存在的合理性，要求统治者“体民之情，遂民之欲”[6]，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以理*”的反动实质，他指出：“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7]这些批判揭露是何等的尖锐和深刻，不仅仅是针对程朱理学，也是对现实统治的不满和抨击，是对严酷的社会现实的哲理反映，揭示了盛世掩盖下的深刻的社会危机，与戴震同时而稍后的章学诚和汪中，也分别反映了不容于当世的革新和叛逆思想，以致被正统派称之为“名教之罪人”[8]。以撰写不朽文学名著著称于世的曹雪芹，几乎与戴震生卒同时，他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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