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册，如果祁氏写了《序言》，其第1册中应当有此文与赵氏自撰之《序录》，而且从现存其中一册封面有“国朝汉学师承续记稿本第二”字样的情况来看，也应当同时有“第一”，否则“第二”便失去了依托，可惜今日却无法觅到其第一册了。其他《续记》及《论学丛札》中未出现的学者，或者是尚未完帙，或者是已经散失了成稿，都仍是疑而难决的问题。
四、从《论学丛札》看《师承续记》的编纂体例与原则
因为是续《汉学师承记》，所以赵书在编纂体例、选人原则、史料来源方面都与江书义例大致相同，但也有其自身的特点。江藩《汉学师承记》的选人原则侧重三个方面：一是学术取向上侧重汉学派学者；二是时间下限以当时已逝之学者为主，健在者不为作记；三是着意收录遗落草泽、踏实治学而默默无闻的学者。赵书在此点上亦与江书相同。同时，赵书对学者在学术上有严格要求外，对其行事亦特别重视。《论学丛札》说：
盖此记虽以学为重，而行尤重。空谈性理之徒，一无足取，不过有掩饰工夫。绩学之士反无笃行，适为若辈藉口地。往寿阳相国谓弟此作义例视前记为严，足为后日传儒林者取信。[16]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赵之谦在着重论述学者学术成就的同时，也重视对学者事功之学的记载，对于他们在做官为宦期间的所作所为也多有论述。如王念孙做官，起踬皆与治河有关，赵氏在《王念孙记》中述其治河工作的同时，还录其《上颜制军论直隶河渠书》一文。《张澍记》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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