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句十分要紧的话，“私”指个人，“天下之私”指由个人组成的整个社会，“天子”则指“国家”，这样，“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就明确表达了社会对国家所具有的优先性。就社会与国家对立面而言，儒家历来都主张站在社会的立场上与国家抗衡。宋儒对此也不无见地，张载就说：“利，利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25]“身”指个人，“民”指社会，这里就明确提出了“利于国”不等于“利于民”的观念，实际上表明了宋儒站在社会立场上对国家的批判，但张载同时也强调“利于身，非利也”，这就是对“私”的否定，体现了宋明理学的一般特征。而顾炎武则是从肯定“私”入手来论证社会对国家的优先性，这是明清之际的独特现象。
我们可以从黄宗羲的言论中进一步理解明清之际的公私观。黄宗羲说：“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26]这就说明，官方所宣扬的公私观念之“公”，实为“一己之私”，不过是国家利益的代表。顾炎武也揭露了国家为“私”的本质：“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至于当官之训，则曰以公灭私。……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矣。”[27]所谓“有公无私”、“以公灭私”实际上就是国家打着“公”的旗帜践踏整个社会。王夫之也对国家与社会作了分疏：“一姓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28]王夫之也从个人自主性的角度反对国家对社会的过分干涉：“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者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驰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故勿忧人之无以自给也，藉其终不可给，抑必将改图而求所以生，其依恋先畴而不舍，则固无自毙之理矣。”[29]钱大昕引施彦执语，“今人或有处身最廉，然掊克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谄权贵，辄得美官，虽不入己，其入己莫甚焉！”[30]认为为“公家”聚敛比自己贪污更可恶。这些思想家的言论表明宋明理学公私观念在思想界的主导地位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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