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二。人心人欲，人欲之本，即是天理，则人心亦道心也；道心天理，天理之中，即是人欲，则道心亦人心也。”[20]吕坤说：“道心、人心本同一贯，离人心何以见道？无人心何以为道？”[21]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人对程朱理学人心道心之辨的理解都有简单化倾向，因为朱熹也强调过：“心，只是一个心，只是分别两边说，人心便成一边，道心便成一边。”[22]关键他们没有注意到作为学术思想的程朱理学于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之间的差异，因此，严格说来，他们对道统论核心思想的批判乃是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批判。
如果说强调人心道心不可离析为二、强调道德理性与情感欲望的统一还没有彻底走出程朱理学道统论的思维方式的话，那么，明清时期新的公私观的出现，则是对道统论核心思想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在朱熹那里，人心道心之辨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要让人分清“天理之公”与“人欲之私”，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心道心关系就是公私关系，公私关系也就是群己关系。群己关系牵涉到个人、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说，公私关系又可以分疏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明清时期思想家多赋予“私”以积极的价值评价，就个人与国家关系而言，这意味着对专制权力的反抗以及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就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这意味着个人自主性的凸显及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有的思想家甚至以肯定“私”为出发点，论证社会对国家的优先性，这更是明清之际思想界的新景观。
李贽关于“私”的言论可谓振聋发聩：“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23]李贽一般被认为是异端思想家，即使顾炎武、黄宗羲也对他颇有微辞，但对“私”的肯定却不限于异端思想家，而是明清之际思想界的共同趋向。顾炎武对“私”的合法性给予了正式承认：“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圣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24]所谓“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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