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独尊儒术开启了经学时代。经学时代的重要思维方式之一就是立论要引经据典,只有这样,理论才会具备合法性;反之,一个理论所依据的典籍如果不是儒家经典,那就是离经叛道,其合法性也随之丧失。明代中期以后,考据之学渐兴,程朱理学道统论的经典依据也逐渐遭到普遍怀疑,道统论的基石由此慢慢解体。
程朱理学道统论最根本的经典依据就是《尚书·大禹谟》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简称“虞廷十六字”,也就是程朱理学所说的传道密旨。清人汪廷珍在《象山文集序》中说:“虞廷以十六字之心法衍道统,而理学乃得承于后代。理学者,道统所由寄也。”[1]由此可见虞廷十六字对于理学之重要。程颐较早对它进行了初步的义理阐释,朱熹称之为尧、舜、禹、汤万世相传的心法,将其推到了空前的历史高度。此后,朱熹门徒、陆王及其弟子也纷纷从不同的哲学立场对此进行探讨,“虞廷十六字”由此成为理学家的共同话题。就在两宋理学家兴致勃勃地对《尚书·大禹谟》进行义理阐发的时候,对《古文尚书》的辨伪研究也展开了。有趣的是,在义理方面极力推崇“虞廷十六字”的朱熹也是《古文尚书》辨伪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本人不大相信通行本《古文尚书》,《朱子语类》中对其疑辩之语不下四十处,但他又为《古文尚书》辩护,因为理学家的道统论就是依托《大禹谟》而成,他怕辨伪活动会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对六经的全部否定。当义理与考据发生冲突时,朱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义理。然而,由两宋开启的辨伪研究发展至清代,终于推翻了程朱理学道统论最为重要的经典依据。阎若璩、惠栋为其代表。
阎若璩说:“有宋程朱辈出,始取(‘虞廷十六字’)而推明演绎,日益加详,殆真以为上承尧统,下启孔教者在此。其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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