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文可知，朱熹用道心与人心的问题统摄了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天理与人欲、公与私等诸问题，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以道心统摄人心、正确处理道德理性与情感欲望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群己关系问题。

        广义地讲，“人心”、“人欲”、“私欲”都是朱熹用来概括情感欲望的术语，他也强调其中总是包含着人们生存的必要条件，不全为恶，不能完全抛弃；狭义地讲，“人欲”、“私欲”则是与“天理”相对的必须去掉的恶的欲念，“存天理，灭人欲”中的“人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总之，朱熹强调的是用道心统摄人心，用道德理性驾御情感欲望。如果说，道心（道德理性）代表着人的类本质，人心（情感欲望）代表着个体存在的话，那么，朱熹的思想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本质”压倒“存在”的倾向。加之朱熹对“人心”、“人欲”、“私欲”等概念的使用常常缺乏明确的界定，使得这一倾向日益明显。更糟糕的是程朱理学成为正统意识形态后，“存天理，灭人欲”更流于形式、口号，导致了人心与道心、人欲与天理的绝对二元对立，在神圣的光环下，鲜有对朱熹理论内涵进行详尽分疏者。

        明代中期以后，新的理欲观逐渐形成一股思潮，程朱理学关于“人心”、“道心”的划分便成了众矢之的。王廷相认为，在人的形气之中就已经包含着“道心”和“人心”，二者皆为人所固有，不能截然分离，更不能笼统地斥“人心”、“人欲”为恶。他说：“道化未立，我固知民之多夫人心也。道心亦与生而固有，观夫虎之负子、乌之反哺、鸡之呼食、豺之祭兽，可知矣。道化即立，我固知民之多夫道心也，人心亦与生而恒存。观夫饮食男女，人所同欲；贫贱夭病，人所同恶可知矣。谓物欲蔽之，非其本性，然则贫贱夭病，人所愿乎哉？”[19]吴廷翰也反对“人心”、“道心”的划分：“人心道心，性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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