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然而,随着程朱理学成功地解决了来自释、道方面的挑战,随着儒学在两宋的整体复兴,随着程朱理学上升为正统意识形态,程朱理学道统论就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道统谱系也变成了一部独断的英雄谱,并且成为儒学内部党同伐异的工具,“明杨维桢始以道统配合治统”[10],使得道统论最初具有的对抗治统的精神消失殆尽。
明代中叶以后,程朱理学道统论的弊端日益显现,许多思想家立足于现实,从不同角度出发,对道统论的历史传承谱系进行批判。按照程朱理学道统论的观点,儒家的“道”只是在它所确立的谱系中传承,这与整个儒学的历史发展显然相悖。李贽在《德业儒臣前论》中说:“道之在人,犹水之在地也。人之求道犹之掘地而求水也。然则水无不在地,人无不载道也审矣。而谓水有不流,道有不传,可乎?”[11]这就否认了道有中断的说法。清初费密进一步肯定了先秦儒学其它流派以及汉唐儒学的地位:他说:“汉唐守圣人之道,考究经传,其说长,姑舍不论也。即圣门果有性命突起之说,汉唐果未得果,至宋乃得之,而亦不可废也。……苟非七十子与汉唐诸儒,遗经又绝,不传之学何自而得哉?”[12]明末王圻编撰《续文献通考》,其中增设《道统论》九卷,对儒学的发展过程作了详细的考察,列出道统总图和诸经传经图说,釐清了儒家的师承,肯定了魏晋以来几百年儒学的发展及其在儒学发展中的地位,间接地批评了程朱理学割断历史的道统论。清初,程朱理学又得到官方的大力提倡,在官修《续文献通考》中多袭王说,但删除了《道统考》部分,实在值得玩味。
明清时期的思想家还从事功的角度重新审视道统论。李贽说:“吁!自秦而汉而唐,而后至于宋,中间历晋以及五代,无虑千数百年,若谓地尽不泉,则人皆渴死久矣。若谓人尽不得道,则人道灭矣,何以能长世也?终遂泯没不见,混沌无闻,直待有宋而始开辟而后可也,何宋室愈以不竞,奄奄如垂绝之人,而反不如彼之失传者哉?”[13]颜元对李塨说:“予未南游时,尚有将就程、朱,附之圣门支派之意。自一南游,见人人禅子,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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