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规制，设有文事、武备、经史、艺能诸科，但皆在陆世仪之后，颜氏之设置亦不如陆氏完备。陆氏的措施如果真能见诸实行的话，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也许会提前。特别是陆世仪指出：“古之王者，只重养士，不重取士”31的社会弊端直接致命于教育制度的发展，这种远见也是清人有所不及的。
由于明末王学末流的空谈心性，以及明清鼎革所带来的社会剧变，绍发于明万历年间的经世思潮至清初空前高涨，赋以清初理学以经世的特色。清初诸理学大家，如孙奇逢、傅山、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在反清复明运动失败后，大都转而走上著述救世，以期“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32的历史道路。他们有的痛斥“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33的恶劣积习，有的鉴于社会积弊，发出“法不变不可以救今”34的时代强音，有的把矛头直指皇权，断言“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35有的力倡“当世之务”36的经世之学。与此相比，陆世仪的经世理学批判的成分相对减少，建设性的成分明显增加，他不再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见之行动，其经世主张趋于具体，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
（文章来源：《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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