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征白粮之困”与“杂徭妨正之弊”、“吏胥侵蚀之弊”、“棍儒朋侵之弊”、“四民失业之弊”。17针对百姓的困，他提出了统治者应对肥田高产，其赋当多；瘠田低产，其赋当少。在水利方面，主张疏通娄江、泄太湖积水，“使江与海接，则土田之蓄池有赖”。18建议朝廷停止“折色”、“豫征”，让百姓“休养生息”，特别是统治者应对农民要“务减赋以恤民，量入以为出”。19针对统治者的弊，他指出：第一，朝廷应对地方“杂徭”作出明确规定，并奖励重用廉干人才；第二，朝廷在命官用吏上要“清源”、“节流”，以加强对吏制的管理；第三，对贪官、污吏与“棍儒”的结党营私，坚决严惩不贷；第四，提倡正道正风和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以扶持社会正当生存行业。
黄宗羲主张恢复三代井田制，“授田以养民”，为了杜绝横征暴敛的苛捐杂税，提出“重定天下之赋”的主张，此与陆世仪的倡井田、减赋税，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黄氏侧重工商及货币改革，而陆氏重农业及漕运更新。顾炎武反对赋役不均，写出《苏松二府田赋之重》的学术札记，与陆氏相同。不同的是，顾氏主张官方多贮备粮食，以救民水火；陆氏则倡导开垦荒地、提高产量，为民生要计。
三 文化教育上的“学校之制”和“经济之才”
陆世仪的文化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方面，是他对“国学”的改革主张。他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而“国学”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后环节。他说：“学校之制，其在乡学不过读书识字、歌诗习礼而已。至于国学，决当仿安定湖学教法而更损益之。”20他在宋代胡瑗“湖学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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