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基础上，根据时代要求，增加了新的教学内容，说：“如经义则当分为《易》、《诗》、《书》、《礼》、《春秋》诸科，治事则宜分为天文、地理、河渠、兵法诸科，各聘请专家名士以为之长。”21表明他反对以前作八股的教育内容，建议“今人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讲。”22并强调学校之师的品德学问是影响人才辈出的关键因素，他说：“凡学校之师，不论乡学、国学、太学，决当以德行学问为主。德行学问高于一乡者，即聘之为乡学之师；德行学问高于一国者，即聘之为国学之师；德行学问高于天下者，即聘之为太学之师。师得其人，则天下响风，自然人才辈出矣。”23
他从教育要“切于用世”的立场出发，强调学校不仅要开设“六艺”之科，还要增设“天文、地理、河渠、兵法”等科。尤其指出，无论“经义”还是“治事”，都应该聘请各科目学有所长的“专家名士”，以改变当时“学校设官，如教授、训导之类，徒立虚名”24的局面。他认为汉代设立博士“是即专家名士之意也，故汉儒之学虽未精纯，然尊重师传，渊源有本，是以其学尤多近实。”25陆世仪反对空讲学与讲空学，指出：“天下无讲学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讲学之人，亦世道之衰也。”26所以，他要求把“躬行”、“实行”引入教育内容，把学校教育与社会功业直接联系起来，从而对汉唐以来儒家的传统教育体制作了进一步完善。他所主张的学校制度，已接近近代规模，这不仅是道德教育，也不仅限于经义教育，而兼有科学教育，即包括天文、地理、水利、兵法；小学亦不仅是识字教育，还有歌诗学礼。
陆世仪不仅以“切于用世”的新内容纳入传统学校的教育体制，而且还要求学校为社会培养出“明体达用之士”。为此他拟定出了一个三十年成就人才的“读书法”，列举了许多必读书目，并主张“力能兼者兼之，力不能兼，则略其涉猎而专其讲贯。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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