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应试人数日增和科场弊端愈积愈多，清代童试乃至乡试之中，由于偶然因素而侥幸中试的，确有人在。但是，清政府也采取了查禁营私舞弊、严格科场纪律、屡兴科场案及裁抑大臣子弟等措施，基本上确保了均等竞争机制的实施。特别是在最高级的会试、殿试中，极难幸获。以清代状元为例，个别人曾因某种机遇而抢大魁。如顺治十五年戊戌科孙承恩因品格纯正而抡元，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王杰因出自陕西省而抡元，光绪十九年癸卯科王寿彭因姓名吉利而抡元，等等。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他们在殿试后，都已跻身于读卷大臣遴拔的前十卷当中，只是在最后御前定名次时幸获第一，所以在万千举人、进士的行列中，他们早已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了。正因为摄取巍科无侥幸可言，才得以使许多普通民籍出身的士子殿试夺魁。有清一代114名状元中，有57人的家世是可以查考清楚的，据笔者统计，其中出自“官等级”的占51%，出身于民等级的占49%[⑤]。这就体现了公开考试、均等竞争的作用。
所以我们说，科举难以获中及有时受偶然因素的影响，是产生宿命论思想的重要原因。但当今有的学者对此强调过分，认为这是唯一的原因，就失之片面了[⑥]。
第二，为了防止落第士子心怀不满、挺而走险，统治阶级有意宣扬命定论。
科举时代，常有落第士子怀才不遇，感到没有出路，因而反叛朝廷。他们当中，有的甚至成为轰轰烈烈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人物。著名的唐末王仙芝和黄巢，都是累应进士科而不售者。黄巢是山东曹州人，祖先几代贩卖私盐，他继承祖业，富有财产，长于骑射，好扶危救急。也颇喜读书，屡次应进士考试，被抑不得及第。曾怀着*的切肤之痛写下《赋菊》诗一首：“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公元875年，他响应王仙芝的号召，率众起义。黄巢军中收容不少*的士人，他们曾替起义军起草一篇檄文，指责朝廷的种种罪恶，其中有宦官擅权、官吏贪污等条，特别是为*士子鸣不平，指控科举之法压制人才。公元880年，黄巢终于率领起义军攻入了长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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