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清代后期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也是士人出身。他年少时成为广东花县文童，后来屡试不果，不能青一衿。道光二十三年他31岁最末一次参加乡试名落孙山后，气愤不平，在回乡途中高吟反诗曰：“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定乾坤。”回到家里，他尽将书籍掷在地上，悻悻然，愤愤然，破唇大叫道：“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士吧！”不宁唯是，天朝领袖人物中，自天王洪秀全以下，如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豫王胡以晃，文臣卢贤拔、曾剑扬、何震川，以及末期的干王洪仁玕，都是科场*之士。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后，果然立即大开文武科，招贤纳士。一方面为革命军笼络人才，一方面也是平心中之愤。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封建统治者所以有意地传播宿命论思想，宣扬科名皆由命定，显然是借此手段来缓和未第士子的不满情绪，消弭可能滋长的叛逆意识。
第三，封建时代社会教化的需要，劝人积德行善，以敦厚世道人心。
在封建社会，正统的儒学教育是按照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训育读书士子，希望他们成为“内圣外王”的经邦济世之才。当时，在社会宣传和民众教化方面，则十分流行因果报应等说教，劝人积德行善，以期改良世道人心。这些对读书士子自然也会发生很大影响，使他们相信修德获报，因而更加约束自己的言行，并积极参与兴办各种慈善事业。因果报应的说教充满了迷信色彩，但它的许多实际效果，与儒学教育的要求，是并行不悖的。在清人的笔记小说中，广泛记载着某某人施惠于民，本人或其后代科场获捷的故事。像钱泳《履园丛话》一书《科第》类，分有“种德”、“立品”、“孝感”、“求签”、“梦”等九目，以类辑事，主要是记叙与宣扬科举中的命相、风水、感应、因果报应等方面的内容。更有名的是同治年间阎湘蕙编辑的《国朝鼎甲征信录》一书，作者在“自序”中明明白白地说：“余素信因果，喜谈科名。而科名中及第三人，尤世所艳羡。膺是选者大半官公孤，为社稷重臣，推其所自，端由种德而来。闲尝披览载籍，见阴骘事之有关鼎甲者，辄事胪采。历年既久，摭拾遂多。……夫以科名劝人，似与董子正谊明道之旨未免稍异。然修德获报，昭昭不爽。吾知案头展阅，为善之心必有油然动而勃然兴者，则此编虽抄撮旧书，非敢自比著述，而于世道人心，未必无小补云。”[⑦]这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编纂者翻检辑录了约250种官私史籍及文集笔记，搜罗宏富，其中涉及清代一百一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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