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丰，后来也在雍正五年丁未科殿试夺魁。昭梿在《啸亭杂录》记载和评述此事时说：“余素恶扶乩之事，以为假鬼神以惑众，为王者所必诛，故律置之重典，良有以也。然姑苏彭氏素设文昌神乩坛，南畇先生（彭定求）以孝友称，其孙大司马公（彭启丰）复中元魁，祖孙状元，世所希见。司马之子绍观、绍升、绍咸，其孙希郑、希洛、希曾，其曾孙蕴辉皆成进士。今司寇公希濂复登九列，科目之盛，为当代之冠，岂真获梓潼之佑耶？抑别有所致之也？”11[11]需要说明一下，儒家文士对文昌帝君的看法也并不一致，有一些人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龚自珍可算是这方面的代表，他有一段当时很有影响的议论：“今法，自京师及外州县，皆有文昌帝君祠，曰：是司科名之得失者。科名果有神，宜夫求科名者自祠之，不必官为立祠。祠之之徒曰：斗魁戴匡六星，在《周礼》祀，是第四、第五星，吾曹仿《周礼》遗意而变通之，祀其第六星，无不可者。鸣呼！志科名者，志禄而已耶？言甚鄙，不可以为训。又曰：帝君即张星也。又曰：梓潼神姓张名亚子者也。谨求之经传，《天官书》：文昌六星，非张星；张星，非文昌六星；张，为二十八宿之一，不当有特祀。梓潼张亚子见于小说家、词赋家，或曰人也，或曰非人也，不足深论，不宜在命祀。三说者，屡变屡遁，面卒不相合。要之三言皆不中律令。帝君之称，出于符醮青词家，益悖律令。官给太牢，春秋跪拜惟谨，恐后世大姗笑，宜罢之。”12[12]
综上所述，科举时代读书士子中确实广泛流行着宿命论思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实际社会效果亦应多层面地去审视。
[①] 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三，“科名得失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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