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礼记》而外，方苞于《仪礼》亦有研究。他认为，治《仪礼》不应斤斤计较于登降进反之仪、服物采色之辨，而应由此体会三代之治象，与圣人彷徨周浃之意。这是因为，《仪礼》虽“志繁而辞简，义曲而体直，微周公手定，亦周人最初之文也”；“然其制惟施于成周为宜；盖自二帝、三王彰道教以明民，凡仁义忠敬之大体，虽甿隶晓然于心，故层累而精其义，密其文，用以磨砻德性而起教于微眇，使之益深于人道焉耳。后世淳浇朴散，纵性情而安恣睢，其于人道之大防，且阴决显溃而不能自禁矣；乃使笺笺于登降进反之仪，服物采色之辨，而相较于微忽之间，不亦末乎？吾知周公而生秦、汉以降，其用此必有变通矣”[42]。且“先王制礼，有迹若相违而理归于一者，以物之则各异，而所以为则者，无不同也”[43]。不明白于此，是不能体会《仪礼》所蕴含之义的。方苞这一具有“礼时为大”精神的体认，是颇有见地的。王源曾评之曰：“宋以后，无此清深峻洁文心；唐以前，无此淳实精源理路。”胡宗绪亦称：“望溪说经文，宋五子之意皆在其中，而文更拔出六家之上。余尝谓方子乃七百年一见之人，知言者当不以为过其实也。”[44]

    方苞本着上述思路，于晚年专意于《仪礼》的考究，用十余年之力，先后十治，终于辞世前一月著成《仪礼析疑》一书。其间甘苦，苏惇元于所辑《年谱》中记曰：“先生以此经少苦难读，未经倍诵，恐不能比类以尽其义。又世所传，惟《注疏》及敖继公《集说》二书。其《永乐大典》中宋、元人解说十余种，皆肤浅无足观。国朝惟张稷若、李耜卿各有删定《注疏》，间附己意，发明甚少。先生大惧是经精蕴未尽开阐，而闭晦以终古。故七十以后，晨兴，必端坐诵经文，设为身履其地，即其事，而求昔圣人所以制为此礼，设为此仪之意，虽卧病犹仰而思焉。有心得，乃稍稍笔记，十余年来已九治；犹自谓积疑未祛，乃十治，早夜勤劬，迄今始成。”[45]即此，方苞于《仪礼》用力之勤，用心之苦，亦可略窥一斑。且方苞前此已对《周礼》、《礼记》多有所得，此时再治《仪礼》，运其贯通诸书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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