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宗执政初期，即自乾隆元年至十六年左右（1736－1751），各项制度和文化举措等趋于定型，完成了在思想观念和文化取向上的抉择，即由理学向经学*思想取向的转变。其中，“三礼馆”的诏开和《三礼义疏》（乾隆十一年初成，十三年完成）的结撰，即是这一过程的典型体现。“三礼馆”的诏开，一则昭示了清高宗对其祖圣祖之文化政策，特别是经学取向（圣祖时曾命儒臣编纂有《御制周易折中》、《御制春秋传说彚纂》、《御制诗经传说彚纂》、《御制书经传说彚纂》）思想理念的认同，并最终完成了由理学向经学*取向的转变；一则开启了学术方向上对经学特别是《三礼》学的有规模、成系统的整理和阐发。*与学术的双向抉择与彼此的互动，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及此后的*、学术秩序的建立，其于促进清代社会有序发展的范型意义不容忽视。而作为由“博学鸿词”厕身“三礼馆”纂修儒臣之列的杭世骏，以其深厚的经史之学功底，不仅于《礼记义疏》的修纂用功颇多，且在此经历影响之下，其离开“三礼馆”后更倾心于《礼记》一经的搜讨和编纂，《续礼记集说》一百卷即是这一努力的结晶。

本文旨在梳理清廷诏开“三礼馆”过程的基础上，探讨杭世骏参与“三礼馆”期间对《三礼义疏》所做出的贡献，以及这一经历对其此后纂辑《续礼记集说》的影响，《续礼记集说》所取得的成就和具有的特色，进而从一个侧面揭示清廷诏开“三礼馆”的*意向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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