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统治者“崇儒重道”等文化基本政策的确立，以及对经学的极大关注，为礼制建设的提上*日程打下思想基础。以开“三礼馆”，纂修《三礼义疏》，编订《大清通礼》为其标志，清初统治者完成了其在思想和制度上对礼的抉择历程。此一举措，实是清初以来统治者对思想界倡礼之风的积极回应，亦体现了统治者自身对礼加以体认的不断深化。

乾隆元年（1736）六月十六日，高宗颁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命开馆纂修《三礼义疏》。其言曰：

昔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阐明经学，嘉惠万世，以《大全》诸书，驳杂不纯，特命

大臣等，纂集《易》、《书》、《诗》、《春秋》四经传说。亲加折衷，存其精粹，去其枝

蔓，颁行学校，昭示来兹。而《礼记》一书，尚未修纂。又《仪礼》、《周礼》二经，

学者以无关科举，多未寓目。朕思五经乃政教之原，而《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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