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乾隆八年（1743）因考选御史上书直言触怒高宗被斥罢，前后历时近八年。在此期间，作为由“博学鸿词”儒臣厕身“三礼馆”纂修之列的杭世骏，以其深厚的经史学功底，于《礼记义疏》的修纂用功颇多，其中，《礼记》一经中的《学记》、《乐记》、《丧大纪》、《玉藻》等篇，即出于其手。《钦定礼记义疏•凡例》称：“经文如《玉藻》、《王制》诸篇，有先后错简，宜更正者，止于注内表明之；诸家或未详究，则以案语发之，而文仍旧本，无专辄改易，用昭遵古之义。惟《月令》、《乐记》章句，稍有并合分析，为便于训释也。”[15]由此，我们可从一个侧面窥知杭世骏当时纂修《礼记义疏》情况之一斑。
“三礼馆”开馆之初，首先面对的有两大难题：一是修纂人员的素质问题，全祖望在致方苞的信中曾指出：“目今与纂修之任者，人人自以跨郑、王而过之，其中原有素曾究心于此者，亦有并未尝读四十九篇、十七篇及《五官》之文，而居然高坐其上者。”[16]二是纂修《三礼义疏》所依据的《三礼》文献问题，杭世骏尝称：“条例既定，所取资者则卫氏之书也。京师经学之书绝少。”[17]所谓“卫氏之书”，即指宋人卫湜所撰《礼记集说》。就后者而言，文献的阙如无疑给纂修人员带来相当大的麻烦。[18]
杭世骏因早年曾肄业《礼记》，故其由“博学鸿词科”入选纂修之列，是能膺其任的。而面对文献阙如的困难，杭世骏采取了如下两种办法来加以克服：一是从《永乐大典》中录出有关于《三礼》者；二是从文渊阁中搜集有关《三礼》之遗书。于此，他在《续礼记集说》中言：
通籍后，与修《三礼》，馆吏以《礼记》中《学记》、《乐记》、《丧大记》、《玉藻》
诸篇相属。条例既定，所取资者则卫氏之书也。京师经学之书绝少，从《永乐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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