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者也。昔朱子请修《三礼》，当时未见施行，数百年间，

学者深以为憾。应取汉、唐、宋、元注疏诠解，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成书，俾

与《易》、《书》、《诗》、《春秋》四经，并垂永久。其开馆纂修事宜，大学士会同该部，

定议具奏。[①]

高宗此谕，以下几点颇可注意：其一，高宗表明了其之所以要开馆修《三礼义疏》的原因，乃意在承续其祖“阐明经学，嘉惠万世”之*文化取向，而补其祖五经中《礼记》一经之缺[②]，及“《仪礼》、《周礼》二经，学者以无关科举，多未寓目”之时弊陋见；其二，从“政教”角度，高宗对五经，特别是《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传所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者也”的作用予以关注，这是因为，“夫礼之所为，本于天，殽于地，达之人伦日用，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斯须不可去者。……故言礼者，惟求其修道设教之由，以得夫礼之意而已。顾其教之不泯，道之所由传，未尝不赖于经”[③]；其三，高宗对如何修纂提出了具体的意向，即“取汉、唐、宋、元注疏诠解，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成书，俾与《易》、《书》、《诗》、《春秋》四经，并垂永久”。

其实，高宗所表明的承续其祖经学取向及补其缺的意图，固然是其决定开馆修纂《三礼义疏》的主要原因，但寻其根源，清兴以来礼学家对《三礼》的张扬，亦是一不容忽视的时代潮流。礼学家之所以张扬《三礼》之学，乃在于面对明清更迭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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