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变动，以及晚明以来阳明后学的空疏学风，他们意在“以礼经世”来寻求社会的出路，并扭转传统学术所遭遇的困境。这一取向，一方面蕴含了他们的民族文化情结，想以此来体现汉民族文化的正统性；另一方面亦体现出他们对新政权的不满和敌视，以礼来抗衡异族政权的统治。而对新入主中原的清政权来说，新政权统治合法性的危机，以及高压统治所造成的满汉民族间的不适应，亦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已有的统治政策。而作为长久以来深受汉文化认同的礼思想，正适合了清统治者所面对困境的需要。尽管统治者与礼学家在选取礼以为治的出发点上有很大差距，但其取向在客观上则有着一致之处，即都想以礼作为寻求社会稳固、使之由无序趋于有序。如此一来，统治者的经营不期然与知识界的倡礼之风相契合，遂为《三礼》学提供了发展契机。“三礼馆”的诏开，正体现了此一*、学术抉择的发展方向。[④]
高宗颁谕开“三礼馆”后不久，此一项目即付诸实施。乾隆元年（1736）七月九日，清廷任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朱轼，兵部尚书甘汝来，为《三礼》馆总裁。礼部尚书杨名时，礼部左侍郎徐元梦，内阁学士方苞、王兰生，为副总裁。”[⑤]其后，随着馆务的需要和人员的变动，李绂、汪由敦、周学健、尹继善、陈大受、彭维新、李清植、任启运又增补为副总裁。而一时专精礼学之名儒硕彦，如诸锦、惠士奇、杭世骏、蔡德晋、吴廷华、姜兆锡等，均赞纂修之职。计先后参与“三礼馆”职者，监理二人；总裁四人；副总裁十一人；纂修四十六人；提调七人；收掌十二人；武英殿监造三人。此乃就乾隆十九年（1754）闰四月二十五日奉旨开列人员名单而言，若加上参与其事，及因事获罪而不具名者，其人数当不止此。
自乾隆元年（1736）开馆，至乾隆十三年（1748）《三礼义疏》最后成书，十三年间，由方苞领纂的《周官义疏》48卷、周学健领纂的《仪礼义疏》48卷、李绂领纂的《礼记义疏》82卷，次第完成，蔚为大观，实为清兴以来《三礼》学之集大成之作。按其体例，此三书均冠以《纲领》，总论《三礼》之有关问题。其采掇群言，则分为正义、辨正、通论、余论、存疑、存异、总论七例。较之鄂尔泰等奏《拟定纂修三礼条例》[⑥]，只增一“总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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