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三礼》，予始语总裁桐城方公，钞其《三礼》之不传者，惜乎其阙几二千册。予尝

欲奏之今上，发宫中正本以补足之，而未遂也。[20]

又李绂在《与同馆论纂修三礼事宜书》中称：“《三礼》以注疏为主，一切章段故实，非有大碍于理者，悉宜遵郑注、孔疏。”[21]由此可见，杭世骏、李绂不仅于《永乐大典》的重要性予以关注，而且在取向上亦有共同之处，即对郑注、孔疏的认同。此一共同取向，一方面解了文献阙如的燃眉之急，为《三礼义疏》纂修的顺利展开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也是更可注意者，此一做法开了此后《四库全书》纂修依凭《永乐大典》辑取遗书之先河，其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如果说杭世骏注重《永乐大典》的价值是对“三礼馆”的一大贡献，那么，其在“三礼馆”时，与诸同道质疑辩难、相得益彰而形成的氛围，亦是值得予以注意的现象。据《道古堂诗文集》载：

广陵金先生东山，与余同就鸿词之征，未几东山成进士，先余入馆。……既而充三礼馆纂修官，时方重其事，非耆儒硕学专门名家者，不获与是选。郑王之异同，程朱之精义，佥曰惟金先生为长。东山亦恢廓自信，思勒成一家之言，以为圣世昌明经学之一助。竟以试落馆职，一旦委而去之。余不敏，猥以谫劣，承其未竟之绪。昔孔颖达等撰《正义》，而覆审者在赵弘智；魏徵类次《礼记》，而王勃重加编纂。事有前例，颖达与徵之名故在也，予岂能攘东山之美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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