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馆儒臣认为，就《周官》六典而言，其源确出周公，然流传既久，不免有所窜乱。因而，既不必以为疑，亦不必以为讳。本于此一原则，四库馆臣认为：“是书（指《周官义疏》——引者注）博征约取，持论至平。于《考工记》注，奥涩不可解者，不强为之词，尤合圣人阙疑之义也。”[⑦]而《仪礼义疏》“大旨以（敖）继公所说为宗，而参核诸家以补正其舛漏。至于今文、古文之同异，则全采郑注，而移附音切之下。经文、记文之次第，则一从古本而不用割附之说。所分章段，则多从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而以杨复、敖继公之说互相参校。释宫则用朱子点定李如圭本，礼器则用聂崇义《三礼图》本，礼节用杨复《仪礼图》本。而一一刊其讹缪，拾其疏脱”，以致“数百年庋阁之尘编，搜剔疏爬，使疑义奥词涣然冰释；先王旧典，可沿溯以得其津涯”。四库馆臣因而赞道：“考证之功，实较他经为倍蓰。”[⑧]至若《礼记义疏》，则“广摭群言，于郊社、乐舞、裘冕、车旗、尊彝、圭鬯、燕饮、飨食，以及《月令》、《内则》诸名物，皆一一辨订。即诸子轶闻、百家杂说，可以参考古制者，亦详征博引、曲证旁通。而辩说则颇采宋儒，以补郑注所未备。其《中庸》、《大学》二篇，陈澔《集说》以朱子编入《四书》，遂删除不载，殊为妄削古经。今仍录全文，以存旧本。惟章句改从朱子，不立异同，以消门户之争”[⑨]。由上可见，《三礼义疏》之成书，实使礼学研究步入一新阶段。
总观而论，“三礼馆”之开馆，及《三礼义疏》之结撰，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其一，体现了高宗对其祖施政取向的认同与承继，特别是对其“阐明经学，嘉惠后世”意向的张扬，从而使清兴以来的“崇儒重道”*导向保持了连续性；其二，高宗对礼学的扶持和修纂，确立起新的*为治范型，亦即彰显出“以礼经世”的新取向，认识到礼在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性；其三，奠定了由理学向经学意识形态取向的转型，乾隆十五年（1750）所开“经学特科”即是这一转型的体现；其四，既承继、总结了此前的礼学研究成果，又开启了新的礼学研究方向，在有清一代礼学演进史中具有承前启后作用；其五，彰显出清初学术向乾嘉学派治学方法和取向的转向，此一转向，可由“三礼馆”之“纂修条例”及《三礼义疏》的学术特色体现出来。质言之，它具有*导向、文化抉择、学术转型等多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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