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不仅能于《三礼》学有所发挥，且能以礼持身，运之实事。乾隆元年（1736年），高宗谕令臣工就祖陵庙寝宜重加丹雘问题参议，方苞即据《礼记》、《周官》等提出自己的看法。[52]又高宗居三年之丧，命群臣详议其礼。方苞遂据《三礼》，“详考经传，参互相证，择其无戾今制而可存古义者”，拟如下议：“二十七日内，天地社稷之祭，皇上躬行，暂用吉服，终事而释。……既葬，宗庙时祀，前期以闻，命诸臣摄祭。……自朝日夕月以下，凡外祭祀，前期以闻，遣官致祭。……百日以后，皇上衣青绢，裹以缟，冠裹亦如之，加青纬，带从衣。……”[53]但因格于众，遂不行。嗣后，方苞又“欲仿朱子学校贡举，议分《诗》、……《三礼》为三科，而以《通鉴》、《通考》、《大学衍义》附之。……《三礼》附以《文献通考》，各以疑义试士”[54]。此议虽得朱轼及杨名时赞同，亦因违众而止。方苞所议虽屡挫于众，但这并没打消其对礼的执著。及其谢任归里，依然以礼准身，且教导子弟族人亦遵循礼。其《家训》所定之《教忠祠规》、《教忠祠祭田条目》[55]，即其实践礼的体现。

    综观而言，方苞之于《三礼》，虽其疏于名物度数，但其以义理说礼，亦有不少发明。尤为可贵的是，他不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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