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孝子、贤臣、节妇、义夫，即使成了也不是人人都可以旌表立坊，一定的经济基础最终成就了一座座牌坊。

经济状况使一些家庭具备条件倡导并履行忠孝节义的伦理规范。以守节为例，官方虽则提倡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靠民众自己身体力行。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妇女一旦孀居守寡，多数丧失经济来源，谋生尚且不易哪里谈得上守节？所以清代寡妇再婚的现象具有一定普遍性。[38] “妇人失偶再蘸，势所难免”。[39]为了自己和儿女能生存下去，改嫁毕竟是条出路。徽州一带虽然素有贞烈美号“闺帏女妇，亦知贞节自矢，尤为比户可风” [40]，然在清代“彼妇人之失俪改适者多矣” [41]。在残酷的现实生活面前，人类求生本性自然是第一位的。经济状况好的富贵人家，情况便有所不同，族人间的互援为孝子、节妇提供了继续生活的经济基础。[42]

能够登科入仕的当然也有家境贫困的下层士人，但多数还是大家世族、商人子弟。徽人汪道昆说：“夫养者非贾不饶，学者非饶不给。”[43]清人沈堯解释说：“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非兄老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已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44]出入官场亦然，在明朝，通过“急公叙议”，在清朝“捐纳”都可以做官。明万历年间，歙县富商吴养春为国捐输三十万两银子，朝廷同一日诏赐其家中书舍人凡六人，即时俸、养京、养都、继志、养春和希元。[45]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在捐输的代表者名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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