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例》载，嫡庶子男，除原先官荫，袭封先尽嫡长子孙，其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以子数均分。按宗法制原则，庶出子女与嫡生子女一样，同姓父姓，归从于父，并不因其母是妾的身份而地位低下，都属主子行列。徽俗亦是如此。[79]资产均分使得续弦及媵妾的后人有可能为其生母申表建坊。《歙县新馆著存堂鲍氏宗谱》指出：庶母神主不准入祠堂，是“重嫡也”，因子贵可以进祠堂，是“重爵也”。[80]庶母之子向祠堂缴纳高额“入主费”，其母神主可以入祠堂。入祠堂如此，旌表立坊亦然。母以子贵在此就显得十分突出[81]。而且在明清时，徽州盛行一夫多妻，正妻相比起来还是少数，而守节的愿望和要求是广泛的，如果不予以表彰占大多数的续弦与媵妾，同样达不到倡导风化、维护社会风尚、确保宗族经济利益的作用。所以，“例表之妇人，无论前妻继室侧室，有节孝懿行者，亦许表志。……总期核实，使子孙有所景慕。”[82]
有人专门对《新安名族志》中忠孝节义、勋业文章进行了统计，从中可以更为直观地看出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83]
徽州牌坊，作为伦理型的建筑，除却艺术方面的成就，更体现着社会历史文化的价值。
首先，在徽州宗族社会和宗法制度下衍生了生活中的孝子贤孙。“乡土礼法”明确了是非曲直的标准，打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道德框架。而经济因素成为建坊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有了这些，徽州社会生活呈现出儿女尽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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