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建坊的三重因素并是不孤独的起作用，而是纠结在一起。“乡土礼法”是牌坊文化的道德伦理基础，宗族与宗法制是促成其膨胀的社会基础，同时，二者又都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由于经济的需要，礼教得以维护发展，宗族组织得以加强，宗法制度得以贯彻。

经济的发展将徽商推上了历史的舞台，使他们在一定历史时期成为社会主流群体。而牌坊文化中的道德伦理基础是经过徽商整合后的“乡土礼法”，它实际是理学与徽商文化交融的产物，注入了商人自己的理想和需求。同时，他们又是宗族组织和制度的积极维护者和主导者。但是，建坊立碑的目的并不单纯，更多是为了自己长远的经济利益，而非仅仅出于道义。这些深层的文化内涵在徽州大多数牌坊，包括棠樾鲍氏的七座牌坊中得到诠释。

反过来，深入人心的“乡土礼法”，盘根错节的宗族组织和坚固的宗法制度，由内而外地保证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宗族还是族人从文、经商的组织者。仕宦与富商源源不断地向宗族注入活力。三者缺一不可，共生共荣。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徽州的大地上矗立了如此众多的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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