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这就是说，从宋元到明清，数百年间之学术，乃一後先相承之整体，其间並无本质差異，无非历史时段不同而已。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因此，即使乾嘉经学考据之盛，实亦在理学演进之范围中。

关於第二点，钱先生讲了两段话。「清儒理学既无主峰可指，如明儒之有姚江；亦无大脈络、大条理可寻，如宋儒之有程朱与朱陆。然亦並非谓如散沙乱草，各不相繫，无可统宗之谓也」。[4]此其一。其二，「至论清儒，其情势又与宋明不同，宋明学术易寻其脈络筋节，而清儒之脈络筋节则难寻。清学脈络筋节之易寻者，在汉学考据，而不在宋学义理。唐书传道、翼道、守道之分，既不可从。徐书仍效黄、全两家旧例，於每学案必标举其师承传授，以家学、弟子、交游、从游、私淑五类附案，又别出〈诸儒学案〉於其後，谓其师传莫考，或绍述无人，以别於其他之各案。其实亦大可不必也」。[5]

正是从清代学术的前述实际出发，钱宾四先生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既摒棄唐、徐二书於不取，又变通黄、全《学案》旧规，採取「人各一案」的方法，编就别具一格的《清儒学案》。关於这一点，钱先生於〈例言〉中说得很清楚：「编次《清儒学案》，最难者在无统宗纲纪可标，在无派别源流可指。然因其聚则聚之，因其散则散之，正不妨人各一案，转自肖其真象。虽異黄、全两家之面目，实符黄、全两家之用心。何必亦颦亦趋，乃为师法？本编窃取斯旨，每人作案，不标家派，不分主属。至其确有家派、主属者，则固不在此限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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