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之践履，有異夫宋明平世之践履，其所想望之治平，亦非宋明平世之治平。故其所

      讲所学，有辨之益精，可以为理学旧公案作最後之论定者；有探之益深，可以自超於

      理学旧习套而别闢一崭新之蹊径者。

这就是说，明清之际诸大儒，无论是为学之广博，思虑之精深，还是践履之笃实，皆远迈宋明，不啻数百年理学所结出之硕果。因此，钱先生得出结论：「不治晚明诸遗老之书，将无以知宋明理学之归趋。观水而未观其澜，终无以尽水势之变也。」[7]

编入此一阶段的案主凡十四位，其学案依次为：孙奇逢〈夏峰学案〉第一，黄宗羲〈梨洲学案〉第二，张履祥〈杨园学案〉第三，陆世仪〈桴亭学案〉第四，顾炎武〈亭林学案〉第五，王夫之〈船山学案〉第六，胡承诺〈石庄学案〉第七，谢文洊〈程山学案〉第八，李颙〈二曲学案〉第九，颜元〈习斋学案〉第十，陈确〈乾初学案〉第十一，张尔岐〈蒿菴学案〉第十二，应撝谦〈潛斋学案〉第十三，费密〈燕峰学案〉第十四。

较之晚明诸遗老时代略後，则是入清以後之理学诸儒。编入此一阶段的案主凡十三位，其学案依次为：汤斌〈潛菴学案〉第十五，陆陇其〈稼书学案〉第十六，毛奇龄〈西河学案〉第十七，李塨〈恕谷学案〉第十八，唐甄〈圃亭学案〉第十九，刘献廷〈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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