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之，舍古亦无以为是”[1]。王鸣盛是惠派学者，故袒护复古。章太炎论两派的区别，“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以异也”，又说吴派“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而“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上溯古义，而断以已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2]。梁启超论两派的区别：“戴、段、二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所以特异于吴派者，惠派治经，如不通欧语之人读欧书，视译人为神圣，汉儒则其译人也，故信凭之不敢有所出入。戴派不然，对于译人不轻信，必求原文之正确，然后即安。吴派所得，断章零句，援古正后而已。戴派每发明一义例，则通群书而皆得其读。故吴派可名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以爻辰纳甲说《易》，以阴阳灾异说《书》，以五际六情说《诗》，其他诸经义，无不杂引谶纬，此汉儒通习也。戴派之清学，则芟汰此等，不稍涉其藩，惟于训诂名物制度注全力焉”[3]。章、梁的评断是很有见地的。
皖派的出现，是清代学术发展的高峰。吴派虽然已和宋学分庭抗礼，但还不能排挤宋学。自皖派出，局面为之一变，“震（戴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以明材性，学者自是薄程朱”[4]。此后，汉学取代了宋学，支配学术界。
汉学所以成为文化学术的主流是和当时的社会条件分不开的。乾隆时，清朝的统治已历一百年，进入全盛阶段，*稳定，经济繁荣，承平而富裕的社会提供了学术研究的良好条件，北京以及扬州、苏州，*经济文化尤为发展，才人辈出，书院林立，刻书藏书成风。而雍乾时代，文字狱更加苛密，知识分子多埋头故纸堆中，不敢议政论史，唯以钻研经书为事。清朝的官方政策也倡导注经编书。如果说康熙朝专尊程朱，那末到乾隆时，统治者已觉察到理学已难以维系知识界，而必须同时提倡汉学，使这两个学派都为自己的统治服务。阮元说：“我朝列圣，道德纯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圣学所指，海内响风”[5]。在汉学家的倡仪下清政府开始编纂《四库全书》。此举工程巨大，网罗丰富，著名的汉学家均参预其事，对学术研究起了促进作用。还有一批身居要职的官吏，如朱筠、朱珪、王昶、纪昀、毕沅、阮元等，他们本人就是有造诣的汉学家，奖掖提倡，不遗余力，因此，“乾隆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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