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善”，就是“仁”。他说：“欲也者，性之事也，……欲不先之私则仁”[34]，“人之有欲也，通天下之欲，仁也”[35]，“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36]。戴震的道德观是和理学家截然不同的，是建立在尊重人性，承认人欲合理性的基础之上。他认为：程朱理学把老百姓的“饥寒愁怨”、“常情隐曲”都说是万恶的“人欲”，因而抹煞了群众正当的生存要求，这是残忍而虚伪的说教。他针对朱熹所说“天理、人欲不能并立”，而提出“理者，存乎欲者也”[37]，“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38]。
戴震大胆地揭露理学家的所谓“理”，并不是真理，而不过是统治者的主观偏见，是强者欺凌和压迫弱者的口实。他大声疾呼地指出：现实世界是以强权作为公理的。
“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沿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慴”，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呜呼！其孰谓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先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39]
“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后儒以理*，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于理，严于商韩之法，故学成而民情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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