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宋学”是宋明理学的总称。皮锡瑞所说：“国初汉宋兼采之学”是指黄宗羲和顾炎武的学术派别，清代的“汉学”是从这个学术派别发展而来的。黄、顾生活在明末清初，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洗礼，富于抗清的民族意识，提倡经世致用，并有反对专制统治的民主思想的萌芽，形成了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精神的新思潮、新学风。但是，黄和顾都脱胎于宋明理学，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是王阳明学派的传人，而顾炎武则“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2]，所以皮锡瑞说他们“皆以宋学为根底。当然，黄宗羲，顾炎武已经不属于“宋学”，他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批判了宋学，开拓了清代学术的新风貌。黄宗羲说：“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底，束书而从事于游谈。”[3]
他反对这种风气，主张“穷经研史”、“经世致用”。黄宗羲和他的学生们都是学识渊博，著作繁富。顾炎武则用“经学”来代替“理学”，他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较诸括帖之文而尤易也。”[4]又说：“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5]黄宗羲、顾炎武的学术宗旨和研究方法是“综名覈实”，提倡读书，强调实用，贵创造，重证据，反对主观臆断和空洞的说教，这是和宋明理学的末流相对立的。黄宗羲、顾炎武的学术思想需要专门论述，在这里，只指明他们的学术宗旨和方法，开启了后来的汉学家与之一脉相承，十分相似。但是，黄和顾还没有像以后的许多流学家那样独尊汉学，走到只搞烦琐考据的狭隘道路上去，他们要“取近代理明义精之学，用汉儒博物考古之功”[6]，也就是义理与考据并重。所以，完全站在汉学家立场上的江藩不以黄、顾为然，认为：“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7]江藩过分贬抑黄宗羲和顾炎武，他的评论并不公正。但由此可以看出，清初学术的特点之一，确像皮锡瑞所说的“汉宋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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