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孤臣孽子自命的遗老遗少死亡殆尽，抗清斗争已趋消歇。在清朝统治下出生和成长的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走上了舞台，他们对清朝并不像某些遗老遗少那样抱有强烈的仇恨。知识界普遍地承认了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从反清变为附清。因此，那种激昂慷慨、剑拔弩张、充满着反满意识的文字越来越少，而向清朝献颂献策的越来越多了。知识界的这一*转向必然会反映为学术内容和学术风尚的转变。同时，清朝政府对汉族知识分子一面压制，一面拉拢，扼杀了清初思想界生动活泼的局面。顺康两朝，迭兴大狱。通海案、科场案、奏销案，以及庄廷鑨《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株连极广，打击很重，令人胆战心惊。知识分子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议论朝政，不敢研究现实，不敢撰写历史，研究的领域更加狭窄了。而康熙皇帝尊崇孔子，提倡儒学，编纂书籍，对知识分子诱以功名利禄，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引向对古代经典的整理、诠释上去。
继黄宗羲、顾炎武之后，胡渭、阎若璩、毛奇龄、陈启源、万斯同、姚际恒、顾祖禹等人，是清代汉学的先驱，是由清初思想过渡到十八世纪汉学的中间站。他们的思想和学术有如下特点：一、他们与清初的进步思想家不同，反满意识渐趋泯灭。他们虽然不同于做了清朝大官的理学家魏裔介、熊赐履、李光地，张伯行等，而仍保持着“布衣”、“处士”的外观，但实际上已和清朝合作，大多数人是清朝大官僚门下的幕宾、食客。如胡渭、阎若璩、顾祖禹都参加了大学土徐乾学奉旨开设的一统志局，而阎若璩晚年受胤禛(即雍正帝，当时尚未即帝位)的礼聘，入其潜邸，死后胤禛给他办丧事，作祭文，称赞他“读书尊身，一字无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8]，很受清统治者的恩宠。又如胡渭则得到康熙帝赏识，康熙第四次南巡时，胡渭已七十一岁，赶到江南行宫迎驾献赋，博得康熙的欢心，又是赐馔，又是赐扇，还赏给御书“耆年笃学”的匾额，被视为不世之荣遇。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学生，较有民族意识，清廷开博学鸿儒科，万力辞不赴，但清廷以修明史为钓饵，由大学士徐元文出面延聘万斯同参加明史馆工作，万接受聘请，到北京修史。条件是“不署衔，不受俸”[9]，仍自称“布衣万某”。他和清朝官僚关系很密切，“在都门十余年，士大夫就问无虚日，每月两三会，听讲者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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