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他们大体上继承了清初思想家强调读书、反对空谈的学风。黄宗羲曾说：“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顾炎武提倡“博学而文”、“多学而识”。因此，胡、阎等后继者读书勤奋，学识广博，考辨精审，著述宏富。阎若璩自题楹联“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可以想见其学风。阎“长于考证，辨覈一书，至检数书相证。侍侧者头目皆眩，而精神涌溢，眼烂如电。一义未析，反复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 热不解，必得其解而后止”[12]。毛奇龄淹贯群书，博学多能， 著作很多，被采入四库全书的就有四十多种。顾祖禹“经史皆能背诵如流水”[13]。万斯同“博通诸史，尤熟于明代掌故，自洪武至天启实录，皆能暗诵”。[14]总之，勤奋、博学、长于考证，这是他们的优点。但是，经世致用的精神却淡薄了，钻进古书堆里，从事字句和个别事实的考证，对当代的*和经济问题不敢问津。例如，顾炎武研究地理学，作《天下郡国利病书》，论列山川形势、城邑关隘，着眼的是现实。他的后继者也大多精通地理学，顾祖禹作《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堪称巨著，胡渭作《禹贡锥指》，阎君璩作《四书释地》，都被誉为佳作，但都是诠释经史中的山川地望、州郡设置，进行历史地理的考证，离开了经世致用的目的。

    三、胡渭、阎若璩等人颇具怀疑精神，治学方法较精密，治学态度较严谨。清初思想家已看出了宋明理学家的毛病，读书粗率，囫囵吞枣，不求甚解。本来，儒家经典流传二千年之久，传写讹误，颠倒错漏，文字古奥，意义不明，甚至有人作伪搀假，如果不下一番考索订正工夫，儒家经典许多篇章的真实意义是难以弄清楚的。魏晋以后的学者，包括宋明理学家在内很少从事这种基本的研究工作。宋代理学家们却根据这些讹误百出，扦格难通，甚至作伪的儒家经典，大加发挥，高谈阔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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