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之以为不得稍稍违反的圣门教义，岂非可笑!阎若璩、胡渭以颠扑不破的证据推翻了伪古文尚书，辨明了《河图洛书》之后出，这就把长期视为神圣的伪书打落到尘埃，使之显出原形，也暴露了宋明理学家们的愚蠢与昏朦。阎若璩自己说：“或谓愚轻议先儒，愚日：‘轻议先儒其罪小，曲循先儒 而使圣贤之旨不明于天下后世，其罪大，愚固居罪之小者也’”。[15]与阎若璩同时的姚际恒，写了一本《古今伪书考》，列举伪书数十种，都是古代的著名典籍，开辟了辨伪学的途径。他说：“造伪书者，古今代出其人，故伪书滋多于世。学者于此，真伪莫辨，而尚可谓之读书乎?是必取而明辩之，此读书第一义也。”[16]在封建时代，人们把儒家的经籍看做知识的第一来源，现在这些书籍被怀 疑，甚至被证明是伪书，知识界会发生多么大的震动。汉学发轫之初，确有一股敢于怀疑、敢于批判、敢于探索的精神。可惜在封建专制统治下，这种精神不能够发扬光大，例如毛奇龄就曾抨击《河图洛书》，怀疑《周礼》、《仪礼》，还大胆地批判朱熹的《四书集注》，他作四书改错》，说：“四书无一不错。……然且日读四书，日读四书注，而就其注文以作八比，又无一不错，……真所谓聚九州四海之铁，铸不成此错矣”[17]。可是，康熙帝尊崇朱熹，把朱熹升为孔门十哲之次，毛奇龄听到这个消息，害怕触怒朝廷，赶紧把《四书改错》一书劈板销毁。
四、这时候的学者，有不少人离开宋学，向汉学靠拢，尊崇汉代的经学研究。毛奇龄说；解释经义，“汉取十三而宋取十一，此非右汉而左宋也。汉儒信经，必以经为义，凡所立说，惟恐其义之稍违乎经，而宋人不然”[18]。在他看来，汉人说经较合乎“经”的本来面貌。又如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篇》是颇有代表性的， 宋以前，诗经的研究都尊信诗小序、毛氏传和郑康成笺，并没有人怀疑诗序，至宋苏辙、郑樵等指小序非传自子夏而系卫宏的伪托，朱熹作《诗集传》，采郑樵的意见，全废小序，并反对毛传、郑笺，而以封建理学的观点说诗，宋以后的诗经研究者，大多是宋学一派，以理学诠释诗经，猜度诗人的美刺和作诗动机，甚多曲解，而对训诂名物很疏略。朱熹的书为政府尊崇，而诗序、毛传、郑笺很少人去研究了。陈启源一反朱熹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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