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自清初产生以后就毁誉掺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其末流被斥为“谬种”。桐城派末流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使它长期受到学术界的冷落。

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1920年至1980年间，桐城派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直到1980年以后，对桐城派的研究成果才日益丰富，研究视角也日益多样化。下面就对与本文选题有关的学术研究状况作一简要的回顾与总结。

（一）1980年以前的研究状况

早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的胡适就提出要实事求是地研究桐城派，他在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一方面认为桐城派的中兴是临死者的“回光返照”，一方面又认为“桐城派的影响，使古文做通顺了，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预备，这一点功劳是不可埋没的”。[1]他在30年代曾对其学生魏际昌说：“桐城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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