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全面反映历史的复杂性，不能全面反映一个文派的动态发展历程。1985年，黄霖在《论姚门四杰》[22]一文中，从顺应社会变革潮流的角度对“姚门四杰”的评价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见解：“姚门四杰”尽管固守程、朱义理，但他们在实际行动上并不与当时社会变革的潮流相背，而是与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息息相通”。姚莹还直接参加了抗英斗争，并注重了解西方，他在学习西方、求新变的社会潮流中是积极向前的。叶易撰写的《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稿》[23]一书分为诗文理论、小说理论、戏曲理论三大块。诗文理论部分划分为鸦片战争前后至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太平天国革命至改良主义运动兴起时期、民主革命运动至五四时期三个阶段，晚清桐城派的诗文理论也随之被分成以上几个阶段论述。这种分期法突破了以往按桐城派自身发展脉络分期的模式，一定程度上将桐城派的发展变化与近代社会思潮的演变结合起来。吴雁南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首次系统地从社会思潮的角度考察了清末社会与文化的演进，[24]随后编写的四卷本《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对此问题更有详尽的展开论述。[25]作者虽未就桐城派展开专门研究，但书中在论述爱国主义思潮、洋务思潮、变法维新思潮时对桐城派中的一些相关人士多有涉及，特别是作者从社会思潮角度系统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的理论视角，为从社会思潮角度系统研究晚清桐城派打开了门径。关爱和在《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一书中，[26]将桐城派的发展分为初创期、承守期、中兴期、复归期四个阶段，其后三期基本上与晚清经世致用思潮、洋务思潮、维新变法思潮相对应。尤引人注意的是，著者明确从经世致用思潮的角度客观分析了晚清桐城派，对晚清桐城派在洋务思潮、维新变法思潮中的积极作用也多有肯定，但由于著者的侧重点在文学理论与学术思想，加之其研究的时限主要定位在“五四”时期，故对晚清桐城派与社会思潮演进的关系未展开详细论述。
从学术思想的角度研究桐城派，主要是研究桐城派与程朱理学及汉学之间的关系。目前学术界普遍的观点是，桐城派与程朱理学具有密切关系，在学术上持门户之见，与汉学家相对立。从学术思想的角度研究桐城派，研究者往往将桐城派的学术倾向与*态度联系起来，并据此对桐城派作出否定性的评价，正如王献永认为：“一般的评论者，总是把桐城派对待程朱理学和汉学的态度作为衡量其思想*倾向的重要事实与理论依据”。[27]但也有一些学者突破了这种沿习已久的研究模式，力图从清代学术与文学的关系中去寻找桐城派演变的轨迹。马积高的《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一书，就专门研究“有清一代的学术与文学的关系”。[28]在是书中，作者专辟《清代理学与桐城派》一章，并具体探讨了理学与桐城派的古文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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