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安徽，过去叫它作谬种，妖孽，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呢？希望能够研究一下。”[2]胡适这种客观的态度对以后的学者有相当影响。1930年，姜书阁在《桐城文派评述》中认为：“平心思之，不当以其（指桐城派，笔者注）短处而尽抹杀之也，即民国以来，新文学之鼓吹，恐亦非有此派通顺之文章为之过渡，不易直由明末之先秦两汉而一变成功也，唯过渡太长，为不值耳”。[3]1932年，周作人在辅仁大学演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在谈及对桐城派的评价问题时说：桐城派古文固然阻挡了中国言志文学的发展，但“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因为新文学不是横空出世的产物，它的产生与民族文化、传统文学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4]。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5]，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6]，在涉及桐城文派的评价时也采用了客观分析的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桐城派研究一度吸引了部分学者的目光。1957年至1962年间，《光明日报》、《江海学刊》、《文学评论》等刊物先后发表了一些有关桐城派研究的文章，但大多集中在“义法”之类的具体文论的探讨。1963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桐城派研究论文集》就是对这一阶段桐城派研究的总结。
综观“五四”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桐城派研究，学者们基本上都是从文学维度展开对桐城派及其人物的研究，对于桐城文派在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地位，论者大多予以或多或少的肯定，认为桐城派“继承了中国文论以前的传统，加以总结发展，给散文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这是应该在中国文学史上引起注意的大事”。[7]学者们在普遍认可桐城派文学贡献的同时，对桐城派的基本*倾向与社会作用，大多予以彻底的否定。[8]
在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对桐城派的研究虽然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但也有个别学者开始从文学以外的其他视角研究分析桐城派，从具体文化领域来分析桐城派的研究趋向初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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