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之间的关系。作者还从学术思想的角度对桐城派作出这样的评价：“桐城派主要作家虽尊崇程朱理学，然亦承清初经世致用之学的余波，对考证学有排斥也有吸取，对道咸以后新的经世致用的思潮和外来文化也有不同程度的沾染，有某种适时调整的特色。所以，不能说桐城派在学术思想上是完全保守的，它也有适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一面，只是这一面比较弱小。”[29]但作者在研究时，把重点放在桐城派前期，对晚清桐城派的论述显得单薄，对桐城派与汉学之间的关系也阐述不多。由于桐城派与学术思想的密切联系，故学术界目前对桐城派是文派还是学派仍有争论。胡适在30年代就曾对魏继昌说：桐城派“是一个学派，而不是单纯的文派。”因为“桐城派的作者，不只讲求文章，还顾及学行。”这和“以诗歌创作为主的‘江西诗派’，以经学考证为主的‘汉学家’俱不相同。他们是从‘言有物，言有序’，发展到义理、辞章、考据三者并重的古文之学”。[30]魏继昌在《桐城古文学派小史》一书中承继胡适的观点，认为桐城派是个学派，但他在具体的论述中也并未抹去桐城派作为文派的特征。王献永在《桐城文派》一书中，强调桐城派为一文学派别，但又同时认为“早期的方苞，理学味甚浓，文学性不强，带有一定的学派特点；后期和末期的曾国藩、林纾等人，又带有较强的宗派性，所以说，桐城派是我国清代一个性质较为复杂的散文派别”。[31]从总体上看，学者们一般都认为桐城派是一个与学术有着密切联系的文学派别。
从教育史的角度对桐城派研究的成果不多，其有限的研究成果散见于一些学术专著和论文中。台湾学者尤信雄在《桐城文派学述》一书中列有《桐城派之师承》一节，[32]以刘声木的《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为参照，对桐城派的师承关系进行了梳理。徐寿凯在1985年发表的《桐城文派绵延久远原因蠡测》中，明确提出“桐城派得以延绵久远的第三个因素是：教育系统的作用”。[33]作者认为桐城派人士多有教学经历，其中“确有一些是邃于经学和精于古文义法的，因此当他们出而为人师表时便自然地会给桐城派的发展带来如下两个方面的结果。一个方面的结果是使桐城派的弟子按照等比级数急剧地增长，……另一方面的结果是：使桐城派的影响迅速扩大并及于海外”。[34]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学者们一般都是从传统教育的角度梳理研究桐城派的师承与传播情况。对于桐城派在晚清教育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反应与活动的研究，是目前从教育角度研究桐城派相对不足的地方。
虽然学术界从文化的角度对桐城派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但从狭义文化领域的角度对桐城派的专题研究，尤其是对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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