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书阁在《桐城文派评述》中认为：同、光年间，“西洋学术，稍稍输入”，桐城派所以能跟上时代步伐，就在“曾国藩之提倡改革，可以勉强应用”，并认为在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更就桐城通顺之基而改造之，遂形成当时风行之报章文字，于新思想之介绍，及革命之成功，不无相当助力”。桐城派末流之灭亡就在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时事几经变迁，而末流不知顺应，徒为沿袭，桐城派遂渐蔽，以致不可复救。”[10]虽然姜书阁把康、梁列入桐城派有失偏颇，但可以看出姜氏已经洞察到晚清桐城派与时代、与社会思潮之间的关联。

梁启超在上世纪20年代撰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方苞“尊宋学”，“好为文”，以“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梁启超对桐城派评价甚低：“此派者，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创获，无益于社会。”[11]虽然梁启超的评价有偏激之处，但他已经开始从学术的角度对桐城派进行分析研究。1947年，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中将桐城派的兴盛与清代学术思想联系起来研究，[12]他认为：桐城派“推崇程、朱，而又不废考据，无论如何，较诸明代及清初之为古文者，总是切实一点，总是于古学有所窥到一点，故能言之有物。同时，又能不为清代学风所范围，即在考据学风正盛之际，也不染其繁征博引，臃肿累坠之习，而以空灵雅洁之古文矫之，故又能言之有序。有物有序，自然易于转移一时之视听。”[13]

以上这些观点虽然零星，大多也没有具体展开论述，但对以后的桐城派研究有着筚路蓝缕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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