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国学术空气的重新活跃，使桐城派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艺谭》、《学术论坛》、《文学遗产》等刊物开始先后刊登有关桐城派研究的文章。《江淮论坛》自1982年第1期开辟了桐城派研究专栏。1985年11月上旬，安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等单位在桐城举办了“桐城派学术讨论会”，桐城派研究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这次会议的部分论文后来结集为《桐城派研究论文选》，1986年由黄山书社出版。《桐城派研究论文选》中收入的文章，“从文论、史学、美学、哲学等不同角度，对桐城派进行了有一定深度的探讨”。[14]其中收入的陆联星《桐城三大家时代学术文化之横观》一文提出：桐城派文论的产生与发展，“除了历史渊源及当时的*、经济影响外，与一个时代学术文化的其他方面也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15]作者虽只限于论述桐城派三祖，也未从文化的角度展开论述，但作者显然试图在*、经济以外，从文化等角度另辟蹊径来研究桐城派。1986年，王镇远在《文学遗产》第4期发表《桐城派与时代风尚》一文，提出要从清代的*、文化、社会风尚等大的历史背景出发，对桐城派的历史沿革作全面考察，要将“桐城派作家放在纵向的变化发展中和横向的时代断面中加以考察，就可能解决对一些个别作家的研究时容易忽略的问题”。[16]力求从多维度*桐城派逐渐成为桐城派研究的主流。有不少学者开始从社会思潮、学术思想、教育等具体文化领域的角度研究桐城派。关于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情况，王献永的《五四以来桐城派研究讨论情况综述》，[17]汪龙麟的《桐城派研究》，[18]裴效维、牛仰山的《近代桐城派研究》等有较为详细的论述。[19]

从社会思潮角度研究晚清桐城派，其研究重心在桐城派的*倾向与社会作用。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于桐城派的*倾向与社会作用，其主流观点是认为桐城派“共同的*思想基础”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己任。[20]张亚光就认为桐城派在*上依附于清王朝，它在不同的阶段，分别采取“助流政教”、“奉命超脱”、“经世致用”等形式来从属*，维护治统，“是文学从属*的历史范例”。[21]这种主流观点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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