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帝首先停止其因谢罪而贡献礼物；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清廷又明确规定：“节行方物外，如遇颁诏进贺礼物、及为敕使颁诏所进谢恩礼物，亦令照例进献，应事件进到谢恩礼物，俱令停其收受，其谢恩照常进表，不必进献礼物。”[13]雍正朝，除三大节“随表贡物”外，其余所有“随表贡物”，清廷均令留抵正贡。乾隆帝更一再申令：“陈谢方物，概行停止。”[14]但朝鲜正宗国王则认为“有表无方物，殊非称谢之本意”，但皇旨又不能公然违背，只能找出种种原因，以与原例“事体有别”为由，仍然随各类谢表奉献礼物，“以致备抵之物，辗转存积”。最后，乾隆帝无奈之下只好命令礼部将“所有朝鲜国历年留存各物，竟著该衙门悉行收受，仍按照原物从优加赏”，是为“赏收”或“加赏”。这种赏收与特赐成为清朝与朝鲜朝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看出，清廷在对朝鲜贡物进行减免的过程中，十分重视贡物与回赐的*层面的含义，强调这样几个原则：

非土产不贡，对非朝鲜土产之物全部减免；

非“服食器用”之物，一概减免；

大量减免朝鲜“常贡”贡物数量，并尽量减低朝鲜朝贡的频密度，以控制贡物数量；

坚持“厚往薄来”、“柔惠远人”，大量回赐、赏收、加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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