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廷虽有使臣与物资一齐出栅返国的规章制度，但使团官员一行“大抵一行到凤城，望见栅门，则如痴如狂出栅之意，如水难遏，至于无知马匹若欲奔腾。”[29]使臣们归心似箭，找出各种借口先行出栅返国，“痛禁延卜”常成为虚套。朝鲜王廷也曾多次宣布禁止“栅门后市”，但两国商贾在“栅门后市”中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甚至清朝地方官员和朝鲜王室、官员也为利益所驱使，加入到商贸队伍中来，更加大了禁断栅门后市的难度：“所谓栅门买卖乃是彼此商贾辈大利所在，故素称难禁。”[30]
乾隆中期开始，朝鲜对“八包”贸易的种种限制更刺激了栅门后市的发达。由于在栅门后市交易的商人不需要交纳“聚敛”之资，且可以规避严厉的“搜检”，转运方便，本小利丰，以至于“关西财货尽归后市”，这使得“八包”贸易更加雪上加霜：“数百译官至於滨死之境”，“每当使行入去之时，一行员役，大半空包。”[31]
大约乾隆初年开始，朝鲜允许义州府对参加栅门后市的朝鲜商人“收其什一之税”，税金用以补贴义州府地方财政。乾隆十九年（1754），朝鲜王廷规定栅门后市的交易定额为：“节行一万两，别行五千两，咨行一千两。”但实际数量则远大于此，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栅门后市交易额达“四五万之多”，[32]朝鲜货物：“无大无小无紧无歇，扫尽域中之产，走入燕栅之内。”主要是皮货，交易贸买物品主要是“关东物件”。此后，朝鲜王廷虽屡有革罢栅门后市之令，但旋罢旋复，直至近代朝鲜海港开放之前，栅门后市一直存在。道光以后，“使行时栅市交易，拖至三四朔，统计一年，则三门相继，殆无开闭之限。”朝鲜又不得不规定“以渡江後三十日为闭门之限”，希望本国商民“趁限来往，不失所利”。光绪朝，栅门已然“长时洞开，有若设而不关云”。[33]
栅门后市因朝鲜使团出入栅门而形成，是朝鲜使团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朝鲜二百余年间与清朝朝贡贸易的重要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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