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朝鲜“八包”以人参或其它各种土产货物的实物形式发放，明令不得携带白银。清代明而起后，由于人参也是清人的输出物资，朝鲜改定“八包”之制为“包银”，“以银包立法”。除白银外，朝鲜使团也以土产货物代充包银，多为烟草、[26]皮革、纸张、布匹、海产品、药材、手工艺品等。

 “八包”贸易盛行于康熙朝。朝鲜大做中国、日本的中间商，完整的一个贸易流程是，朝鲜商户大量收购本国土产人参，卖给在釜山的日本商人，换取银两，然后买得“八包”的贸易权，跟随赴清使团，沿途大量收购绸缎、“白丝”、日用品等物资，运回国后，或转售日本商人，或在本国消费，可牟巨利。其时，朝鲜每个赴清使团包括“皇历及无时赍咨官”前赴清国时，均携带大量白银，“动逾十万”，每年均要派出数次使行，于是“一岁渡江之银，几至五六十万。”[27]

二、栅门后市

朝鲜使团由北京返回时，在清国境内，例由“拦头”专其雇运之利，到凤凰城出栅门后，始由朝鲜方面派出“延卜马”接替，以运回使团的行李、物资和清廷回赐品。[28]起初，“延卜之法，则自湾尹，只送空马，驮运卜物而已，初无他物之挟带。”康熙朝初年开始，朝鲜商人勾结清朝官员，在途中拖延时间，使物资载运“故为迟滞”，待使者官员们出栅回国后，利用义州送延卜马的机会，挟带大批银货，“为市于栅门”，“任情买卖而归”。此为“栅门后市”。至雍正初，“义州送马，殆近千匹”，而使行出发时通常只有300多匹。足见栅门后市的规模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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