虏者，诚知中国之可利而足以久享，则至于夺而据之，若固有之。为天下者，苟利于民而厚于国，虽其法之或出于夷狄，固将取而则之，而况三代以降圣帝明王、汉唐宋明固有之故常哉!圣人之作《春秋》，固为尊华而攘夷，然未闻愤夷狄之猾夏，并与中华可尊之实而攘之也。故今之人诚欲攘夷也，莫如尽学中华之遗法，先变我俗之稚鲁，自耕蚕陶冶以至通工惠商，莫不学焉。人十己百，先利吾民，使吾民制挺而足以挞彼之坚甲利兵，然后谓中国无可观可也。”[⑦]
此后，随着在中国考察的不断深入，他进一步指出：“夷狄之主函夏者，未尝不袭其道而有之矣……然其功利之享，虽其法之出乎夷狄，集其众长，莫不以精一为师也。故向所谓才智力量震天动地者，所以成中国之大，而二十一代、三千余年之间成法遗制可得以考焉。”[⑧]
是年八月十五日，朴趾源参加了在承德举行的乾隆帝七十岁庆典之后，返回北京。路上，他在古北口一带对比了该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今昔巨变，并由此想到了清王朝的“盛世”景象，他深有感触地写道：“今升平百余年，四境无金革战斗之声，桑麻菀然，鸡狗四达。休养生息乃能如是。汉、唐以来所未尝有也！”[⑨]
综上所述，可知：朴趾源认为康、乾之治，逾越汉、唐，在18世纪朝鲜的实学家、“北学派”中坚人物和广大学者之中，这种对于“夷狄”所建王朝如此高度的评价可谓前无古人!对当时的知识界、思想界产生了震聋发聩的作用。
那么，朴趾源做出以上评价的根据是什么呢?笔者依据《热河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通过农事、平叛、修史等事肯定康熙、乾隆二帝的政绩。
1、作者在新民屯永安桥周围看到，“以连抱大木编成为梁，梁高数丈、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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