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春秋》、《美人镜》、《双剑雪》、《两山墨谈》、《赛花铃》、《侠士传》、《玉镜新谈》、《锦香亭》、《风流雨》、《荔枝奇缘》、《金云翘传》、《遍地金》、《花陈诗言》、《东游记》、《梦月楼》、《僧尼孽海》、《南游记》、《玉支矶》、《怀春怀集》、《赛红丝》、《凤凰记》、《肠谷漫录》、《二胥记》、《惊梦啼》、《西湖佳话》、《西湖二集》、《恋情人》、《桃花影》、《阴阳梦》、《蝴蝶媒》、《混唐后传》、《雅笑编》、《一夕语》、《定鼎奇闻》、《生绡剪》、《女开科传》、《利奇缘》、《聊斋志异》、《混唐平西录》、《飞花艳想》、《五风吟》、《东渡记》、《情梦拆》、《会真本记》、《玉娇梨》、《西厢记》、《幻情缘》、《昭阳趣史》、《画图缘》、《绣异缘》、《五色奇文》、《平妖传》、《鸳鸯针》、《鼓掌绝尘》、《笑的好》、《合浦珠》、《雅叹篇》、《韩魏小史》、《醒醒花》和《笑林广记》等[29]。
从以上所列汉籍书目中不难看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小说、传奇等文艺作品，反映出江户时代在引进中国文献典籍方面，具有显明的庶民文化特点。这也正如前文所述，当时由于商品经济发展，以商人为首的“町人”势力逐渐强大，教育和印刷亦有长足发展，因此在日本商业城市（如大阪、长崎等），反映市民文化的“町人文学”、“人形净琉璃”、“歌舞伎”、“看看踊”（又称“铁鼓跃”、“唐人踊”）、风俗画等十分盛行。为了适应这种形势，满足广大“町人”的爱好与需求，势必要大量进口小说、传奇等通俗文学作品。
为了满足日本各阶层对中国文献典籍的要求，当时中国出版的书籍，十分之七、八以上都传到了日本。有时一部中国新书刚刚问世，往往不出几年，甚至几个月就会被中国船商贩运到日本，并且很快被日本人用训点、翻刻、摘抄等方式使其广为流传。这一点可以用中国得泰号商船财副朱柳桥与日本儒官野田希一的对话，得到认证。野田曰：“贵邦载籍之多，使人有望洋之叹，是以余可读者读之，不可读者不敢读，故不免夏虫之见者多矣”。朱柳桥曰：“我邦典籍虽富，迩年以来装至长崎已十之七、八，贵邦人以国字译之不患不能尽通也。况兄之聪慧勤学者呼！如兄鸿才即在我邦亦可出人头地，取素紫如拾芥耳”。[30]这就是说，当时中国每有新书问世，很快就会贩运到日本，特别是在嘉庆、道光年间表现得最为突出。例如，《学津讨源》中国于公元１８０６年（嘉庆十一年）出版，，第二年就被运到长崎；《平易法》公元１８０４年（嘉庆九年）出版，公元１８１１年（嘉庆十六年）就被贩运到长崎；《钦定中枢政考》公元１８０８年（嘉庆十三年）出版，公元１８１１年也被贩运到日本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