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武记》公元１８４２年（道光二十二年）出版，公元１８４４年（道光二十四年）被贩运到长崎，公元１８５０年（道光三十年），日本便出版了和刻本；《武备辑要》公元１８３２年（道光十二年）出版，公元１８４４年（道光二十四年）贩运到日本，《乍浦集詠》公元１８４６年（道光二十六年）出版，当年就被贩运到长崎，公元１８４８年（道光二十八年）就出版了和刻本；《春草堂丛书》公元１８４５年（道光二十五年）出版，次年就被贩运到长崎；《乡党正义》公元１８４１年（道光二十一年）出版，公元１８４７年（道光二十七年）被运到日本；《临正经验方》公元１８４７年（道光二十七年）出版，当年便被运至日本；《瘟病条辨》公元１８４３年（道光二十三年）出版，公元１８４８年（道光二十八年）被运至日本；《金石碑板考例》公元１８４１年（道光二十一年）出版，公元１８４８年（道光二十八年）被运至日本；《韵综集字》公元１８４１年（道光二十一年）出版，公元１８４９年（道光二十九年）被运至日本；《海国图志》公元１８４７年（道光二十七年）出版，公元１８５１年（咸丰元年）被运至长崎，公元１８５４年（咸丰四年）就出版了“和刻本”。[31]
一般说来中国商人看到什么书，特别是新出版的书籍，只要官府允许就装船贩运，有时也有日本将军、各级官员或商人指名预定的。这些人是中国书籍的最大买主，例如，江户幕府的创始人德川家康是一位文武兼治的将军，他好学嗜书，专门在江户设立了图书馆，收藏各种典籍，尤其是中国书籍。他死后，曾把藏书分别赠给幕府的御文库（即红叶山文库）和“御三家”收藏。[32]幕府的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和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执政时期，也十分热中于搜集和采购中国书籍，几乎每年都有新的汉籍收入到御文库中。幕府的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对学术尤为重视，嗜书如命。他原为纪州藩主，在第七代将军德川家继去世后，继承了将军之位。他平日热心学习儒学著述，注意掌握各种知识，故其修养和素质较高。他还用自己的方法，对御文库的图书进行了整理，编纂了新的目录。在他执政期间，还放宽了对“*”进口的限制，允许少数由西方传教士写的有关天文、历法和受西方技术影响的特殊书籍进口。他本人对明清时代的法律书籍和中国的各地方志十分感兴趣，故特意向中国船商预定了《大清会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十五省方志等汉籍。在德川吉宗在位期间，御文库的图书有了成倍的增加。
其次，各地大名、学者乃至富商也都竞相采购中国书籍。每当中国商船驶入长崎港，他们便派人打听有没有新书问世，或指名道姓地询问鲍文博编的《知不足斋丛书》出版到哪一辑了？中国学者袁枚、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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