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王鸣盛等人又有什么新作?[33]在江户时代著名的藏书家有:加贺地方的大名前田纲纪,他从长崎采购了不少汉籍,尤其是有关法律和方志方面的书籍最多。他的藏书成为了今天东京尊经阁文库藏书的主要组成部分;平户大名松蒲清也是有名的藏书家,他也性喜采购中国书籍,他家藏书在当时日本也是很有名的,至今平户还设有松蒲博物馆。其次,丰后(今大分县)佐伯地方大名毛利高标、因幡(今鸟取县)鸟取大名池田定常、近江(今滋贺县)仁正寺大名市桥长昭和幕府大学头林述斋以及大阪经营造酒和木材的商人木村巽斋(号兼葭堂)、土佐地方学者古时中(名素有)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大藏书家。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中国书籍输往日本,在清代中日文献典籍交流中无疑是占主导地位的;但与此同时,同样也有不少日本书籍运到中国,深受中国知识界的青睐。
乍浦港仍是进口日本书籍的主要港口。中国商人不但把大量中国书籍运往日本,同时还把日本人编著、翻刻的,乃至保存的中国早已失传的书籍运回中国。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许多文人学士云集乍浦,访书、买书,打听“可有新来日本书”的局面。
据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记载,在日本江户时期大约编著了说经之书四百余种,其他方面的论著和翻刻、训点的书籍就更多了。在这些日本人编纂的著述中,不乏学术佳作。如,山井鼎所著的《七经孟子考文》一书,开日本考据、校雠学之先河,启中日古籍沟通之机运。此书由清商伊孚九运至中国,对清代学术影响颇大,深受中国学者的称赞和青睐,并被著录在《四库全书》之中,流传于中国。[34]乾嘉学术大师王鸣盛晚年寓居苏州,经常能看到清商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本书籍。因此他在《十七史商榷》一书中,曾赞扬日本文学兴盛,学术空气浓,价值亦高。[35]清代学者卢文弨受《七经孟子考文》的影响和启示,也从事校勘经典的工作。当时另一位著名学者阮元也受日本学者山井鼎的影响,他最早在扬州江氏随月楼看到《七经孟子考文》,阅后深为其内容精细、结构科学、严谨所感动,不由得对山井鼎十分钦佩。公元1797年(嘉庆二年),在他主持下覆刻了此书。此外,藏书家汪启淑也经常从赴日商人手中购买日本书籍,他也收藏了《七经孟子考文》一书。
清代著名学者、刻书家和藏书家鲍廷博祖籍安徽省歙县,后来寓居杭州,并经常来往于杭州与乍浦港之间,与赴日贸易的船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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