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人所遭受的屈辱的历史,使人们总是把中国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归根于清代中国的闭关锁国,指责清朝人没有世界眼光,把对外贸易仅仅局限在广州一地的做法,却看不到在清之前的明代(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连一处通商口岸也没有的事实。清代中国不但设置了对外通商口岸,而且在很多时候并非只有广州一处。只是当时中国的这些“窗口”对欧洲殖民主义国家来说,是太小了,太少了。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一文中指出:“每当亚洲各国的什么地方对输入商品的实际需求与设想的需求———设想的需求大多是根据新市场的大小,那里人的多寡,以及某些重要的口岸外货销售情况等表面资料推算出来的———不相符时,急于扩大贸易地域的商人们就极易于把自己的失望归咎于野蛮政府所设置的人为障碍的作梗,因此可以用强力清除这些障碍。正是这种错觉,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使得英国商人拼命支持每一个许诺以海盗式的侵略强迫野蛮人缔结商约的大臣。这样一来,假想中对外贸易从中国当局方面遇到的人为障碍,事实上便构成了在商界人士眼中能为王朝帝国施加的一切暴力辩护的极好借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755—756页。】他们认为:“东方应向西方开放;西方的统治者以他们的实力和利益为借口提出只许有一个世界,一个他们可以自由行动和经商的世界。”【[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6—17页。】用何伟亚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自然化了的霸权话语”,这里“自然化”指国家间应相互来往这一准则已成为大家接受的常识(其实一个国家或应有选择不与某些或所有其他国家交往的自由),而“霸权”则意味着没有此类交往传统的国家不得不按照他国制定的规则同意参与这样的国际交往。【参见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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